张新颖《三行集》：与字词的交谈「思南读书会NO.356简讯」
从左至右为张定浩、木叶、张新颖、方岩、肖海鸥、黄德海
2月27日下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携其新近出版的两部诗集《三行集》和《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来到思南读书会第356期现场，与评论家张定浩、木叶、方岩、黄德海、责任编辑肖海鸥一起谈谈“诗的馈赠”。这是思南读书会七周年的第一场活动，也是今年春节后的第一场活动。
“我不是一个诗人”
谈到自己与诗歌的缘起时，张新颖的自我定位是：“我不是一个诗人。”他没有将诗歌当做排斥普通人的“高精尖”，而是认为诗歌与普通人息息相关，这种关系可能比诗与诗人的关系更深远。
张新颖回忆，在诗歌盛行的八十年代，自己初入大学出于对文学的热爱，报名参加了复旦诗社的活动。但他到诗社里一看，发现在同学的对比下，自己没有才华，也不像诗人，就匆匆退出了诗社。在早期，他对诗人的认识就如同奥登在《小说家》中写的，“装在各自的才能里像穿了制服，每一位诗人的级别总一目了然”。他认为诗人要一看就和常人不一样。后来，他开始欣赏穆旦、冯至这类“不像是诗人的诗人”，才开始觉得诗人不一定要是某种样子，才华也不一定有某种标准，这给予他重新开始写诗的信心。
2011年，张新颖重新开始写诗，起因是他在练习毛笔字时偶然看到一只摔落的杯子。杯子脱离桌面、摔落到地上经历的物理时间不过瞬息，但盯着杯子摔落历程的心理过程被拉长，同时心理的焦灼在杯子摔碎的瞬间得到了释然，这样的心理过程让他感到了趣味。他由此联想到杯子作为一个容器，既可以放水放酒放牛奶，也可以放抽象的爱情、事业或是家庭，一首名为《杯子》的诗就这样用毛笔写了下来。
“我不是一个诗人。”让方岩想到了张新颖的另一句诗：“假如你愿意/做许多事物的业余选手。”方岩认为，张新颖面对诗歌是从容而平淡的，“他并不把诗歌当做是专业的文体，也没有给写作的帮派门类立法，而是用它分担自己思想、情感的体验，赋予文体新的感受。”在诗歌、小说、散文各类文体设置起语言门槛和准入原则时，张新颖却没有忘记文学和普通人之间的共振关系，与自己生命感受之间的联系，所以他更愿意把张新颖称为“卓越的业余诗人。”
诗的礼物
诗如何能作为一种礼物？“诗本身就是人生的礼物；诗也能带来礼物。”张新颖谈到，他并不想夸大诗的作用，礼物并不是人生的必需品，更多是偶尔而至的意外惊喜，但当人与诗的关系不同时，诗歌的礼物也会变得可大可小，“诗可能带来重新打量世界的眼睛，带来感受世界的节奏韵律，带来生活里各种重新的发现；它可能是家里的装饰或消费品，也可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这都取决于我们和它之间的关系。”
在黄德海看来，诗的礼物更多是与世界、与作者建立起关系，让诗不再是单纯的消遣和消耗，而成为切身的部分。“日常生活中我们常会面临轻微的不安，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美妙的词、一个句子或是一句伟大的诗来与周围的世界建立起联系，它让这种轻微的不安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让我们的神经末梢安静下来。”
同样作为诗人的木叶认为，礼物并非一种单方面的馈赠，往往是相互的，“人与世界互为礼物；诗人带来好的文字诗歌，读者的想象力和反馈会作为礼物在此刻或未来投射到作者身上，让诗人与读者也互为礼物。”同时，对诗人自己来说，“当写诗如同呼吸一样自然，可以在诗歌中看到白昼与黑夜、一年的春秋流转时，诗成为了生命的一种礼物。”
对木叶而言，《三行集》带来的礼物是关于“光与力以及爱”的思考。”从埃德加·爱伦·坡的《乌鸦》到夏尔·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再到《荒原》《嚎叫》，现代诗歌里充斥了黑暗、分裂、拒绝，但二十世纪尾声开始，中国诗人里出现了新的幸福诗学，从黑暗、失望、悲观中可以看到光与力量。就像奥登的诗《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中写到的，每个人都一样面对着失望和悲观，但“我”依然试图点燃“一柱肯定的火焰”。
责编肖海鸥认为，《三行集》是一份美好的救赎性的礼物。“做《三行集》就像是给自己一个灵魂出窍的机会，从销售的焦虑中重新回归到纯粹简单的做书的手艺中。就像是张老师在《与字与词作伴》写的一样，阅读诗歌能让人感受到字词激起的精神的涟漪，赋予诗歌以肉身，感受更纯粹的状态。”
与字词交谈
三行诗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古老的传统。在中国，三行诗的写作传统可以追溯到《诗经》。汉朝的刘邦《大风歌》、汉武帝《李夫人歌》都是三行一节，带来了与一般的四行八行诗不同的不稳定感，在音律上带来了促声。传入日本后，三行诗写法慢慢形成了三行诗体——俳句。在西方，最著名的三行诗篇则是但丁的《神曲》。到了当代中国诗歌现场，不管是纯粹作为微型诗或仿俳句形式出现的三行诗，还是每节三行的三行体诗，都有很多尝试者。
张定浩谈到，张新颖的三行诗不同于这些。刚开始写诗的人，试图通过分行产生的断裂带来词语之间的空间，由此产生一种虚假的“诗意”，让人幻觉似乎随便敲个回车键就能成诗。“《三行集》的特别在于并没有把它们当作一首首单个的微型诗来写。他写这些三行，更多是像一种思想札记，以及与语言交谈的札记，这种自由感使他不被各种固有套路所拘束，而三行的限制又使他得以进行各种对于词语的试验。”
他举一首诗为例：“父亲说，小公园挺清气/母亲说，去年中秋那些照片拍得清气/生活搓揉了快一个世纪的树皮脸，还有清气”，在这首诗里，“清气”通过不同人之口不断出现，但词语的含义因为不同人对词语不同的认知而不断地变化。于是词语和词语的碰撞，让“清气”从日用词语变得陌生，之后再浮现出新的东西，并由此让词语得以呈现。
张定浩指出，“很多人买诗集就和买菜一样，空白太多就觉得亏。但诗带来的不光是字，还有字和字之间沉默的空白。读者可以看到诗中呈现的思想，也可以看到空白，并把自己的思考放在空白之中，这让诗歌脱胎换骨，成为新的存在。”
方岩认为，这些空白其实就对普通人投射自己的情感、道德、经验的邀约。这样的空白有着朴素的象征姿态，读诗、写诗像是在手账上记下日常的瞬间和点滴。对此，木叶指出，《三行集》中的空白具有丰富性，让诗句不仅像呼吸，像日常，更像是小小的微型百科全书。
肖海鸥谈到，张新颖的三行诗从形式上会让人联想到俳句，但她在真正阅读时却感到俳句的句法结构并不能涵盖囊括张新颖诗歌的全部，这是他作为诗人独特的地方。“字词有时会是诗人炫技的工具，但张新颖与字词不是使用的关系。他是在原意上对诗歌进行打磨，让词语唤起感受与联想。这种陪伴乃至于摩挲的关系，是诗人与字词最好的关系。”
方岩表示，当日常的写作和阅读被很多规矩与话术包裹、限定的时候，《三行集》努力在做的，正是把读者的认知情感经验从秩序中解放出来。“《三行集》整体上一定是反教化、反规定、反形式的，张新颖关心的是恢复字、词语及其意义的复杂性、鲜活性。如果把张新颖诗歌中的‘词语’全部都置换为‘人’，那我们也许能真正读懂《三行集》。”
现场：李伟长
撰稿：周劼妤
改稿：陈 思
摄影：迟 惠
编辑：江心语